中国画是苦命的 引言： 说来也怪，我的很多想法总是出现在“专心”于绘画的过程中的。有时，我干脆不得不一边在宣纸上描绘，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虽然所想、所记多半与当时所绘无关，但回头看来，倒也自觉有趣，故而搜录一二，以奉方家…… 正文：*  中国画是苦命的。 　 几千年来人们给它加以了过多的负荷，几乎要它承载所有的文化精神，你的作品要体现：哲学之微言奥义、诗歌之一片天籁、史学之深邃精密、武术之刚柔相济、禅家之洗心入净、中医之阴阳五行……有了这些还不够，另有一把尺子等着度量你是否合规，这把尺子就是“六法”，搞不好你会被断为“野狐仙”。大抵也正是因为人们对绘事的过度苛刻导致了人们对画家的尊重与爱戴，所以即便画家做了“坏事”，也被演绎成所谓“佳话”，或者干脆之乌虚有，譬如“唐伯虎点秋香”。 　 中西文化看似存在横沟，就艺术而言在其各自的个性之外有着相同的规律，正如西洋之素描与中国之书法，说到底都是在处理黑、白、灰的关系。就书法而言，“五色”之墨在绢素之上变化，从美术的角度看即是素描，只是就“型”的问题书法更抽象，这种抽象是最高层次上的。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已经完成了从形到符号的升华，如今的书法艺术只是幸运地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代言人，更何况在“型”的因素之外，书法还具有其文学意义，故而随手拈来片言只语都会令人“三月不知肉味”。所以有良心的中国艺术家，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先。 我不是在免俗，而是在做自己愿做的事。除了艺术之外，我也确实低能，有时我觉得是拿自己的一生在打赌，没曾想中国的古训“有心人天不负”在国外也实用，一段时间的艰苦劳作之后，肯定会有大出所料的收获。所以，我把刚来纽时的自勉辞“梦犹在、志不移”改作了“视艺术为使命，不负上苍之厚余也”。 现在我真正意识到身处他乡从事故土艺术的优越性了，对很多中国艺术问题的思考也更独立了，我想这对绘画语言的个性强化是大有益处的。借用同乡人朱自清先生的话讲“我爱群居，也爱独处”。 孤独、失落时可以创作，开心、得意时也能创作，只是作品传达的感情会不同。如果画家只有在痛苦的状态下才能创作出好作品，那对画家来说就太不公平了。生活还是需要享受的，朋友多多益善，所以我一般不会拒绝造访者，即便是从未谋面的“好事者”。我觉得深居海外能有人一起谈谈中国的东西总是值得的。 创作不同于工作，感觉是第一位的，有感觉时可以连续战斗24小时，没感觉时放下笔、拿起书、端起茶壶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承蒙错爱，现在求字索画者确实挺多的，我不想打击他们，尤其是洋人朋友对中国艺术的这股热情。一种民族艺术要想真正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是需要很多艺术家的共同努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选择自重。 色彩几被中国画家视着洪水猛兽，生怕用之被人称俗，故而自我裹足。其实，若能抛开技巧，敢冒别人指责你不知墨分五彩之风险，则天地将是无比开阔的。再者，“火气”一词又是另一紧箍咒，让你难越雷池，苦不堪言……关于斯，我的观念是：只要能协调地创造出某种气氛，犯一些忌，总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极为自我的宣泄行为，画家有理由也有权利享受描绘之快感。一方面想痛快地表现自身感受，同时又怕这怕那，怎么能达到“说真话”的境界呢？ 我时常有些孩子般对色彩的感动，这种感动让我夜不能寐。我已经受够了十几年来的那种未老先衰！应当想见古人对色彩也曾迷恋过。过去，我参加过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记得，看到刚出土瓦当上的朱砂彩绘时，我真的惊呆了。那种几欲崩破眼球的、令人呼吸急促的红，恨不能让我哭了。“天哪！这就是朴茂的汉风吗？”以往印象中想起汉代只是诸如挺劲的线条、黑白张力之类的陈词。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这等充满迷幻色彩的世界，聪明人已将色彩极致地带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画家偏偏却要去装瞎呢?总像个怨妇般手捧“假古董”喋喋不休地怪别人不识货，还哭诉“我是何等地专注于艺术，我是如何为艺术殉道的”。其实问题的根本所在是你根本没有深入生活，更确切地说，你简直是无能面对生活，你对周遭的世界投以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作为画家，你本应比常人更能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你应当练就一双敏锐的眼睛。 你谈到中国画颜料先天不足，试问你真的把它用足了吗？讲实话，如果有天份，两三种颜色便足以表现大千了。 　 前几天，有位KIWI画家到我的工作室，几十种毛笔着实让他吓了一跳，这种古老的工具被中国人发挥到了这般田地，确实出乎他的意料。这种惊叹少见于中国同仁，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我只是拿来用用，毫无感恩的意思。 　 几千年来，中国先贤从未放弃过对颜料的尝试，从植物、矿物到金属，应该说够丰富的了。宾虹老人的赭石就是采自于常熟虞山，他还以清宫女绣工“扑粉打底”的红粉点树，看起来这得具有想象力。 色彩会给人以感受，但每个人的感受强度不一。即便是强烈的感受，也往往稍纵即逝，想表达到位谈何容易。所以，练就“抢拍”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你还要有几分定力才能把它先分解开，再慢慢地释放出来。这个分解是主观到客观的传导，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而真正表达的时候却要敢于放弃，不要暴露无疑，要敢于用虚，然后经营好亮点，这是一种不露痕迹、似不经意的经营，这可能是个人才情问题了。 　 对于“大胆落笔、小心收拾”，我持相左的意见。落笔一定要小心，要心存全局，因为第一笔往往决定全幅的风格。这时脑子中应有用不完的东西，不要怕碎、怕细，只有表现了想要表达、而且能够表达的所有，你才有资格去收拾，这个收拾却要大胆，要有种不破不立的气魄，这是需要将才的，要敢于舍卒保车，要把语言减到不能再减，这样创作一幅像样的作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中国古代画家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即要求在接纳继承前人传统的同时，深入生活、开拓视野。绘画毕竟是视觉艺术，是要给别人看的，应该意识到，无病呻吟对人对己都很恶心。仅凭主观臆造是断然缺乏生命力，而且影响画家自信的，一幅出自缺乏自信的艺术家之手的作品是绝不敢奢言感染力的。 在纽西兰进行美术创作是幸运的，因为她确是人类最后之净土。这里保存了完好的、创世纪般的场景，在ROTORUA一带，人们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地热活动地壮丽奇景，过去“岩浆涌动”只存在乎我的想象，当我真的面对那些五彩的岩石和流水时，确如置身梦幻。那时，我顿悟了所谓“古老而年轻”，我要说——传统绝非精神！ 　 过去，徐悲鸿先生曾讲，他自己只能算是懂一点中国画。我的理解是：这只是徐先生谦虚之辞。但如果广而言之，如今真正懂得中国画的人确实不多，好多中国画家都未必真懂。自古以来，人们也只能从自己所生存的领域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般地诠释自己对中国画的理解，真正的就艺术本身的言论还真的不多：苏轼，作为书家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八大、髡残、石涛、渐江把它解释为道禅之理……你一言、我一语，于是，听者糊涂了，干脆不知所云也罢，偏要顺着看个究竟，文字官司难以避免。我觉得画家不应该去冒这个险，最多边画边说自己的，我就打算这么干！ 　 中国画是主观的，文人画更是这种主观的极至状态。国人学画，首先必须从某家画谱入手，线条、皴法都有现成样式。这是必经途径，石涛虽然大言“我用我法”，其实也未能越过雷池。古人多半是通过对自身心境的搜寻来创作，或许亦冠以：写某某处之所见，但实质上还是出自心源的，说到底是唯心的。所以，中央美院提出在大量临摹基础上，通过写生进行创作的理念，今天看似平常，实具革命意义。 　 中国画的发展史上，文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正因为文人的参与，使这种本该可以自立门户的艺术形式险些成为别的艺术门类的附庸。文人们在把书卷气带进绘画的时候，也自然地带入了诸多习气。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自命清高的文人们竟把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也分出了雅与俗、挑出了“君子”……可悲的是画家们亦只能在此吐沫中谋营生。今天的画家也就缺乏勇气去涉足“俗”的领域，事实上应该看到太多的俗画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而这些糟粕多是那些本应该“雅”的东西。所以，越来越有审美主观意识的人们，开始大胆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敢于选择“俗”题材并把它画“雅”的艺术家们。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画家如果选择出国虽说是最无奈，但或许是最明智的。当然我们并不能基于这一点就认为国外是无限的宽容，这早就被莫奈、马奈、凡高、莫迪良尼、迪尚、夏加尔、达利等大师当年的遭遇所否定。只有作为外来艺术能引人驻步时会被较为客观地衡量。这里的机会似乎就多了一些，当然还难以逾越一个文化背景全新的障碍。 　 艺术这个东西不能如同科学般可通过实验让人心悦诚服，所以只能任其仁者见仁。中国人骨子里崇尚“平淡天真”，但偏偏浓妆艳抹的京剧能成为国粹，倘若把京剧的脸谱、服饰生活化，恐怕它就成不了国粹了。所以，画家尽管去做画家，表达“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就足够了，至于好坏之臧否应是评论家的事。